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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香港、打破孤島性格
- 張炳良
龍應台最近在《明報》撰文談香港的「國際化」，問：為什麽燈泡不亮？
她以局外人看香港，的確切中要害：「在熱烈的『烽煙』節目中，在酒酣耳熱的晚餐桌上，在商人聚合的餐廳酒樓裏，在大學和中學的講堂裏、在青少年的網絡聊天室裏─溫室效應、伊拉克戰爭、聯合國扶貧計劃、北剛果的種族屠殺、俄羅斯的民主困境、富國與貧國的劇烈矛盾、中國的嚴重生態問題……這些議題在香港的生活環境裏，被提及、被討論、被辯論的機率又有多少呢？」
國際消息聊充點綴
每天，我們翻開各大報章，頭版頭條盡是本地新聞，國際消息及諸如上述的課題只居於可有可無、聊以點綴的篇幅。現在的媒體炒作力很強，主導着社會上的時事認知與論述，但多媒體的背後，卻是題材的一面倒化，本地事件（無論是大塞車還是紅蟲泳池）被有意或無意地無限放大。香港號稱國際樞紐、亞洲國際都會，但其國際性在哪裏？
表面上，香港的金融經貿面向世界，年底的世貿大會進一步確認香港仍為國際盛事之都。香港出入境自由，國際資訊發達，港人既能前往世界各地，吸引異域文化與潮流，又接待來自各國的訪客，可是旅客來源已愈來愈單元化（即主要依賴內地自由行），而香港向外推廣旅遊的形象亦愈來愈流於吃喝，缺乏景點特色，唯一的招牌似乎只有一個成龍。香港的電影，曾風靡亞洲，但今天的高質亞洲影片，多來自中國大陸、南韓以至台灣。在西九文娛藝術區的爭論中，不少人問：要建文化之都，但香港文化是什麽？
香港仍聲稱「英語城市」，可是英語水平在下降，而且不少人（包括大學）對究竟如何看待英文卻愈來愈陷於迷思（中文大學師生校友對教學語言的情緒化辯論是一例子）。當然，正如龍應台指出，搞好英語不就等於國際化，但弄不好英語，失去對當今由英語世界主導的學術科研知識的掌握，也絕對無助於國際化。
香港要在國際舞台佔一位置，不能光靠過去藉港英殖民地身份所取得的英語世界歷史連繫或所謂中西交滙的優勢─如前港督彭定康所形容的「英國人治下的中國人城市」。九七後反過來做他所鼓吹的「中國人治下的英語城市」也不一定可行，關鍵是英語城市不就等於國際化或具備國際視野，而在後九七的政治、經濟及文化環境下維持英語作為主要語言，毫不容易，因為無根。
在亞洲，中國中央電視台有面向國際的英語頻道，南韓及日本分別開設海外以英語廣播的Arirang及NHK-International，新加坡的Channel
News Asia更銳意發展為突出亞洲面貌及觀點的亞洲ＣＮＮ，但號稱媒體高度發達的香港，卻主要依賴英美通訊社為世界訊息來源，更弄不出像樣的國際廣播，問題在哪裏？因為香港表面國際，實為內向。
港人這種「內向」性格，多少與他們自八十年代追求前途、尋找身份認同的歷程與陣痛有關。港英殖民地政府自七十年代初調整統治策略（重視本地化）以來，所鼓吹及塑造的是強調有異於中國大陸的香港人身份屬性；可以說，過去若沒有經濟及政治落後的中國大陸，就沒有縱無民主、卻似享盡無限自由的香港人特色，而這特色在當時台灣、南韓等尚處軍管獨裁統治下，尤為突出。
身份認同的迷思
九七回歸未有效地解決香港的身份認同問題─《基本法》所確定的是「一國兩制」下的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在海外，這形同「次國民」（Sub-national）身份，在香港內部，卻只屬公民權利義務之法律及行政界定基礎，談不上有什麽深層內涵。香港不能好像新加坡般勇於繼承英治殖民地之過去；雖然《基本法》保留了英國人遺下的法律、文官及自由主義制度，可是在「一國兩制」義理下，反殖民才屬正當論述。去年一些人發起「香港核心價值」宣言，便被唯民族主義至上者視為「去中國化」的企圖
但香港身份認同的難處，在於也不能全面認同及融入中華人民共和國。懸國旗、唱國歌，在其他國家應是天經地義之事，在香港的公共論述上卻充滿爭議與扭曲。從前的香港人身份，建築於否定或看扁中國大陸人之上，就算踏入九七前之過渡期，香港身份模糊也好，雖政治上任人擺布，但經濟上尚可聲稱領導中國現代化，為大陸走進世界必經之門。香港人不能像上海人般看待地方與中央的關係─既重視本地特有傳統、利益及追求，但也把某城市定位於全中國，而來自上海的政經人才，也可跑遍全國，及在中央政府辦事，影響國家政策，貢獻上海經驗。
「一國兩制」下的香港，似仍處於九七年「借來時間、借來地方」的思維桎梏（只不過以前是新界租約的期限，現在是五十年不變的有限而已）。香港往何處去，仍困擾着港人心靈。這種歷史借來時間的心態，強化了人們的內向思考，香港融不入整個中國的發展長河，仍要堅持與大陸不同的偏安小局，因此只去爭內地不要干預香港事務，卻從不爭取多參與國家管理，把人才內輸，唯一北上的只是資金和企管而已。香港在不斷被矮化及自我矮化。
如此的孤島心靈，使香港陷入既不屬於這裏、也不屬於哪裏的深谷，進退不得，既接駁不了殖民地過去，也扣連不上國家發展的軌道，只能跌跌撞撞，強調今天、聚焦眼前，把本土事物無限放大。正因為港人要全力維護一個香港，因此其國家觀、國民身份，及國際視野統統都被此主流意識所邊緣化及瑣屑化，「香港」才是最重要的。這有點像台灣社會，把不少論述全回歸於台灣本土安全及主體身份認同一樣。龍應台觀察到台灣報紙的國際新聞報道，跟香港的一樣「雜碎」，看來並非偶然。
國際化須雙向互動
她說得好，燈泡不亮，是因為背後缺乏電路網絡。一個缺乏自我肯定及處於身份及前途危機的社會（國家也好、城市也好），根本難以真正融入國際社會，因既怕失去自己，也無什麽經驗可與國際激盪接軌。若只盲目吸收舶來知識或文化，或以為多用外文、多舉辦國際會議，及本地學者多在海外學刊發表論文，便算是打入國際，只屬自欺欺人的「偽國際化」視角。
真正的國際化及全球化是動態和互動性的，應能體現本土經驗與海外經驗的接軌結合，全球視野不盡是「海外」的，也應有來自「本地」，即是說，當本土經驗能在全球層面發酵擴散，而他國經驗所滙含構成的世界經驗也能「在地化」（localized）並灌溉豐富本土時，那種雙向性的國際化才有真正的意義。
香港人目前的身份迷思，既不能用生硬的愛國主義教育去鑄造國民身份，及以膚淺的英語運動去打造國際思維，但也總要走出香港，重新定位這座城市的屬性，才能活出願景。香港的優勢應是人才及意念，這些屬於流動性，他們應游走於全中國及國際間，使香港經驗能起創造性的互動作用，打破孤島性格。
刊載於《信報》，2005年5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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