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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喜歡政治卻走進政治的悲劇 - 張炳良
96年12月，董建華在推選委員會中以八成高票當選首任行政長官。雖然他被視為江澤民「眾裏尋他」親自握手而篤定的人選，但畢竟他也是當時不少工商界及「親中」精英群所願擁戴的，其早期民望更高逾七成，比陳方安生還要高；就算民主黨不認同小圈子選舉，但還公開承認他乃依法產生的特首，願意與他合作互動。
97年7月1日時勢造英雄，董建華宣誓就職，這是他最風光的歷史時刻。可是，不到一年，他及其政府就陷入管治困局，雖有以亞洲金融風暴之突發去為其表現開脫，也有其親信歸咎於陳方安生領導下的高官班子在英國人撤走後便失去往日之高效神話，但民眾已開始在問：「香港換了主權就不行嗎？」
政治高手彭定康 強烈對比
實情是，回歸後換來一位厭棄政治的董特首，與之前的政治高手彭定康成強烈對比。董或許不幸，任不逢時，為經濟風暴及房地產崩盤所敗，但英雄與時勢互為拉張，時移世易，正好是跳出舊框子，引進新思維、有所發揮的時候；如何帶領民意，面對時艱，是測試政治領袖能力的考驗。董建華被考驗難倒了。
不過，當時不少人仍予他疑點之利(benefitofthedoubt)，認為他為錯置的「港人治港」體制所限，造成特首欲執政而缺乏認受權威和班子、政府有權而無票、行政立法關係失調的困局。仇英的「愛國」人士指英方留下種種地雷及政策包袱、而公務員系統又不好好地支持和配合他，令其施政藍圖難產。
01年初，陳方安生被勸退，「董陳配」告終，從此董獨領風騷，企圖中興，可是，形勢未見起色---社會上除了建制精英外未有積極起來，反而民情普遍仍被籠罩於一片失落怨躁之中，上層對改革熱情，中下層卻冷漠甚或抗拒。02年董建華乘着連任引入主要官員問責制，起用政治任命新班子，曾掀起社會高漲的預期，人們仍盼望能迎來新政新風，一時間董之民望有所回升。
諷刺的是，他萬萬想不到原為挽回其政治聲望而設計、為強化其管治能力而部署的問責制，竟演變為葬送其政治生命的斷頭台。由於他聲聲說問責，又削政務官之兵權，表象上大權歸一，而社會上又假戲真做事事向他及其班子問責，於是新制反成為管治危機的溫牀，董把自己置於最脆弱之境。
問責制 假戲真做
「成也廿三、敗也廿三」，應可總結其另類之政治悲情。對中央來說，《基本法》23條立法既關乎國家安全利益，也屬特區尚未完成之憲政任務，董建華務必任內辦妥。對香港社會來說，23條如何立法考驗「一國兩制」是否兌現，及特區班子能否維護香港既有自由及法治等之核心價值。若董能施展政治上合縱連橫之術，爭取大多數港人(特別是法律界精英)接受一部開明的國安法，又能同時運用中央對其信任之優勢說服北京接受，則他便成為大贏家。可是，他失敗了。從此港人走上棄董、倒董之不歸路，中央也開始思考董之去留部署。
任何人在回歸後出任特首，注定是活在政治夾縫中，《基本法》也訂明特首既對中央又對特區雙重負責，換句話說，他要取悅兩個「婆婆」，而雙者在制度、價值及認知上又經常不咬弦。董建華既要周旋於宮廷政治(無論是內地還是本土的小圈子政治)，又要掌握面向社會民眾及國際的現代政治，缺一不可。他既已由中央黃袍加身，受其信任，故上任後首要任務應是政治而非經濟---政治上理順原建制精英(特別是政務官班子)、民主派及對其多所懷疑的民間社會，盡量吸納各方、促成政治大和解與社會和諧，這樣才可增強其管治能量，突顯其超然於各黨派及全民定位的身分，也可向中央展示駕馭大局、凝聚各方的能力，讓中央放心由他經營香港。「七一」後，中央知道董已無剩餘價值，其去留完全配合中共對港政策的重新部署。做不到兩面俱圓，結果只會是兩不討好、被迫離場。
董建華在「七一」後自行解說，在三個「P」(Policy政策、Politics政治、PublicRelations公關)中，其強項是政策，只是不善於政治與公關而已。如此表述，正好說明他尚未進入「政治人」角色，仍是以「商人」董事長的思維看待眾人之事，把施政及政策「非政治化」，把「政治」矮化、輕浮化，及把與民溝通簡易為公關手段。儘管他把「急民所急、想民所想」掛在口邊，卻一直遠離民眾及民選代表，他怕「落區」，02年競選連任時只躲在自己的競選總部內，他又曾在商界聚會上說「有如返娘家、不若出席立法會般」。其疏離現實政治世界之甚，可以想見。
未進入「 政治人」 角色
董並非毫無遠見或政策心思。其97年的就職演辭及首份施政報告其實是掌握了當時香港社會的需要---包括投資教育、改善老人福利、平穩樓價、經濟轉型(向高新科技及知識型經濟邁進)。建屋八萬五的指標最初提出時，各方(包括民主黨)喝采，地產發展商也接受，問題出錯於其後經濟環境有變，而董卻未有及時公布把指標擱置。董空有宏圖大計、改革太多，但不懂得如何把意念落實，及如何整合各持分者去為宏圖與改革打拼，反而不斷的改革，為他製造了一批又一批的反對者及懷疑者，致四面楚歌。而政治上，他自絕於民主派，又因問責制動搖了公務員系統對他的信任，便日漸陷入只能靠「親中」左派及部分商界支持及中央力挺的境地。「七一」後自由黨脫隊、民建聯不再甘心護航，剩下來董只靠中央維持氧氣，一旦中央部署有變，也就是董識趣下台之時。
雖然社會上批董種種不是，但仍得承認，他大致上是「老實人」，儘管疏離民主派，卻未有動用「專政機器」鏟除政治異己，為力保閣員而漠視現代政治倫理。他出名「朝七晚十一」，十分勤政，可是效績不佳，未能做到左右大局、收放自如(eyes-on,hands-off)，加上不懂用人之道(如路祥安及平機會事件)，令這位曾受中央重用、港人也曾給予機會及寄予厚望、懷有大志欲立歷史功名的「孤家寡人」最終為時勢及制度所弄。
董建華不喜歡政治，卻走進政治，結果為政治所噬，這是他本人的悲劇，也是港人治港實驗的首度挫敗。
董建華下台，香港面對的「
中國唯心主義看香港」
問題仍
然存在
第二任，中央先是扭曲遴選制度，繼而由他推出「廢丞相」式的問責制，把第一任的「犯錯模式」在更大範圍和更高層面重複擴大。最後剩下一個孤家寡人，加幾個只懂「世界對我老闆不住」的侍從，和一些內地來港的智囊和港產智囊替他把「預下的結論」合理化和弄一些任由「空轉」的策略。
港人足足等了6年，50萬人上街，中央才收到港人哀號的信息，承認港人境况不好，董建華個人要負責任，但一年多仍力排眾議挺他。
董建華如果下來，香港面對的「中國唯心主義看香港」這問題仍在，港人面對中國直接用中國模式(傳統的中式、新學到的西式或現階段中西混合式)管治香港。
刊載於《明報》，2005年3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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