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辭職傳聞媒介處理 反董建華治港模式 - 洪清田
董建華治港8年，這次辭職傳聞的媒介處理，最是漂漂亮亮。
消息張張報紙有(除了自己設限的北京官方港報)，但仍是非正式。非正式的消息幾乎張張報紙有，自然是一次有統籌、有組織的公布。這種「非正式的正式公布」，可以掌控內容和調子。
幾年來每隔一陣子就傳一次離職，如果這是真，全港先入為主的「公眾觀感」(PublicPerception)自然是認定「被炒魷」。3月2日全港媒介，一改這個幾年深入民心的公眾觀感，內容和調子都是董建華突然主動辭職。
《明報》針對深入民心的公眾觀感，標題突出「中央力挽」、「去意已決」。連《蘋果日報》也不「踩盡」，只有《太陽報》出「炒魷論」，《明報》內文針對地排除炒魷和健康問題，明言最近到瑪麗醫院身體檢查，非常健康，而是經濟開始復蘇，幾乎是「見好就收」、「功成身退」，提早完成他的10年心願。
整個辭職傳聞的媒介處理，突出董建華主導全局的主動性，這是他治港8年所無的。8年來他夢寐以求這種主動性，但一無所有，無也空想有，現在真的有了。難怪第二天有人還是將信將疑，猜測是不是董建華轉性，跟中央玩起「高章」牌來，真的主動請辭，希望中央挽留，替他剩下任期打「免疫針」。他上位時不想上，但中央見他愈不想愈叫他上，現在他愈想真的下來，中央可能愈挽留他。
中央對港陷入「 突然知識真空」
如果是這樣，可謂熟讀《康、雍、乾》，天機算盡。誰知，中央(胡錦濤、溫家寶、曾慶紅)手起刀落，順勢接納；但第3天，發覺問題千絲萬縷，基本法條文安排和政治現實互相制約鎖死，董建華要下來要用大鋤頭破很多關卡，類似「領匯」上市進退不得；敵我內內外外各方勢力又乘機運動和發難；環顧四周，連中港新新舊舊智囊和護法一起失準，人仰馬翻、不辨牛馬、自相矛盾、互相踐踏；中央對港陷入「突然知識真空」，可能非到正式公布也難定局，隨時「翻盤」。
辭職傳聞第一天的媒介處理，突出董建華主導全局的主動性，做到他8年治港所不能，是因為主事者正確認識形勢，恰如其分衡量當事人的正負面和強弱處，針對問題要害做功夫，才能這麼見效。這是他過去七、八年所無的作風。這種類似「唯物主義者」的務實作風，使辭職傳聞比較符合事物的客觀規律。人順從客觀規律，做起事來便順遂得多，主觀願望較易達到；違拗客觀規律，做起事來便事倍功半，主觀願望不但難達到，人還要受客觀規律的懲罰。「認識和順從客觀規律，藉以達到主觀願望」，這就是唯物辯證法。這次的媒介處理，主事者比較接近。
下台方式關乎一生的「 大眾記憶」
辜振甫說，上場靠運氣、下台靠智慧。運氣不是自己可以控制的，智慧可以自己控制，所以要自己負責，要重視下台的時機和身段。人生一世，不外後人怎樣看，在不同圈子留下什麼名聲，更上層樓者則是佔上什麼歷史地位。下台方式關乎一生的「大眾記憶」，甘迺迪和尼克遜的Exit，為他們的「大眾記憶」留下一條封條。媒介時代，下台那一刻的媒介處理尤其令人印象深刻。
大抵人在平時可以是主觀願望先行，唯心空想，但每逢大事，在最危急關鍵點上，一念之間要不更加主觀唯心空想，要不爆發唯物辯證法的精神，自我撥亂反正。
幾年來，每當傳出董建華離職，中央便傳說董建華是一國兩制的一面旗，倒下代表中央政策路向出問題，撐着代表中央繼續正確。2003年和2004年7月1日的幾十萬人示威要他下台後，中央各種渠道傳出的信息是愈多人要他下台，他愈穩。客觀上，這等於立一種「愈做得不好、愈多人要他下台愈不會下台」的組織標準，違拗內地開始實施的「做得不好要下台」的常識。
示人以弱，先順其規律再求改變其規律
這是典型的「以我為主」小農心態---不讓別人奪取主動權，一切不惜代價違拗客觀規律，和全世界對着幹，也要由自己界定世界和現實，掌控節奏和調子，藉以展現自己的主權和主體性，示人以弱是右傾機會主義者。這次辭職傳聞的媒介處理，很清楚可以看到是從董建華七、八年累積的弱勢作起點，主事者以「負面思維」(NegativeThinking)，無忌諱地明白和面對港人認定「被炒魷」的「公眾觀感」，接受這個「客觀事實」，逐一針對，下功夫。這是實事求是，示人以弱，先順其規律再求改變其規律。目前香港有這種識見能力而又肯出手者，恐怕不多。
董建華治港八年，剛好顛倒辦事。他身處弱勢卻不示人以弱，偏要無條件強勢領導。他沒有實事求是看特首的位置和職責，看中國在香港的處境，看一國兩制的文化扞格，看20多年來九七問題造成的社會內傷和外傷，看50年中港關係，看百多年的中西方文交流和衝突的正負面，看在重重困擾下香港怎樣運作。對客觀形勢無認識，對自己的主觀願望、能力和長短強弱，更沒有實事求是的自覺。
具董建華特色的犯錯模式
對政治、香港、中國和世界，他有強烈的喜惡感和道德使命，但無客觀、抽離的「科學認知」。在沒有正負兼備地掌握複雜形勢之下，他單方向片面地唱好一國兩制、中港關係、50年前景，特首位置和職責好像可以點石成金，主宰天下，他好像可以「隨心想」創造一個合符他世界觀的「董氏香港」。
他欠缺一種從客觀事實出發、以現實為一義(Primacy)、服膺客觀規律的務實作風和唯物精神。對現代社會的基本結構、運行常態和管治方式，他欠缺最起碼的認知，卻偏好把不知當作已知和全知，將問題看得太簡單，把無能當作全能。「現在香港」、「港人心中香港」、「董氏香港」和「中國心中香港」四者之間不知多深的隔閡，他視為「零距離」。
第一任內，他形成一種「具董建華特色」的「犯錯模式」(PatternofError)---
(1)以自己的主觀世界和大宏願為起點和終點，主觀和客觀之間的差距，不是看不到差距，就是主觀否認這些差距的客觀性，認為它們不應該存在；
(2)決策是以「看不到這些差距、否認這些差距的客觀性、認為距離不應該存在」的唯心主義為基礎；
(3)推行時對形勢、問題和方法不知深淺，沒有想得正負面齊全、深刻透徹，不能講得層次有致和條理分明；
(4)對輕重緩急不能明智衡量和果斷取捨，對大眾和圈內都不能做好概念統合和政治溝通的工作；
(5)遇到阻滯要嘛否認阻滯，有也暫時的，叫人看遠點，要嘛說權力不夠，資源不夠，要嘛有人耍陰謀，無事生非搞政治。
一國兩制下他要適應中央要求的求生之道
平情而論，董建華這些思維和行為模式，有他個人的特色和本能，但一大部分也是一國兩制下他要適應中央要求的求生之道，可以說是他和這階段的中國文化和中國政治的有機結合。他也曾因而無往而不利。
香港一開始已陷困境，連番危機，中央不顧客觀事實，說他已成功落實一國兩制和港人治港，香港有問題全是「一小撮」民主派、港英餘孽和國際陰謀狙擊手(聯手)危言聳聽、抹黑、唱衰。一次又一次，大事小事，香港人和中央交學費給他學，他不學，不檢討自己，只說權力不夠，資源不足，這樣愈不學，中央愈無限支援。中央一邊跟他一樣說沒問題，沒危機，他沒有問題，一邊投下各種虛虛實實的資源挺他，替他打壓異議者和反對派，清除障礙，違反香港多元自由開放社會的核心價值，結果連中央的威信和制度資源也賠上。後來，他承認自己有的問題，但只是公關方面，形勢和判斷、政策和路向無問題，學是學公關技術而已。
董建華下台，香港面對的「 中國唯心主義看香港」
問題仍 然存在
第二任，中央先是扭曲遴選制度，繼而由他推出「廢丞相」式的問責制，把第一任的「犯錯模式」在更大範圍和更高層面重複擴大。最後剩下一個孤家寡人，加幾個只懂「世界對我老闆不住」的侍從，和一些內地來港的智囊和港產智囊替他把「預下的結論」合理化和弄一些任由「空轉」的策略。
港人足足等了6年，50萬人上街，中央才收到港人哀號的信息，承認港人境况不好，董建華個人要負責任，但一年多仍力排眾議挺他。
董建華如果下來，香港面對的「中國唯心主義看香港」這問題仍在，港人面對中國直接用中國模式(傳統的中式、新學到的西式或現階段中西混合式)管治香港。
刊載於《明報》，2005年3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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