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件事 - 梁家傑

當堅尼系數早已超過警戒線，現有制度未能幫助失業者脫離綜援網的時候，政府不能無動於中，繼續閉門造車，不理民困，只玩數字遊戲，視活生生的苦況如無物。官員應該立即坐言起行，為正處於水深火熱中的老百姓，尋找紓緩燃眉之急的良方。

若根據九六年社署制訂的「基本需要」標準，早在二○○二年，基本綜援金額水平已落後於「基本需要」；更何況去年以來，再分兩階段多削減百分之十一，現在交到接受綜援者手上的金額，已不能滿足「基本需要」。經過八年，我們進入了一個讀書無電腦不可、求職無手機不行的時代，社署不可能像鴕鳥般，對什麼是切合時宜的生活「基本需要」之真正涵意視若無睹。應該立即根據客觀標準訂定綜援額，還綜援申領者有尊嚴的基本生計。

綜援政策的具體內容，必須以幫受助人擺脫貧窮、憑自身力量維持生活為主旨。令人憂慮的是，目前的綜援制度，不但未能為該主旨服務，更由於多次削減，令受助家庭兒童的零用錢、社交、課餘託管等開支都減少，這實在是赤裸地注定綜援家庭的兒童要以較差的條件，與其他學童在學業以至社交上競爭。倘若政策再無大變，貧窮家庭的下一代，沒有機會擺脫貧窮，將世代被縛在貧窮的囚籠中。這與香港一向相信的均等機會、公平競爭、不靠裙帶關係，只憑努力足以向上爬的核心價值，是南轅北轍，背道而馳。

不少身分顯赫的達官貴人和專業人士，都並非含著銀匙出生的富家子弟。到了今天，他們都已在自身的領域中闖出一番事業。創造和保存制度和環境，讓這種建基於公平競爭的社會流動性得以保留下來，政府實責無旁貸。

現在的社會安全網制度，一、沒有充分考慮幫受助者重返勞動市場的重要性；二、不能把部分權力賦予前線社會福利人員，靈活評估個別家庭的實際開支需要；三、欠缺政府以整部行政機器推動扶貧政策的視野與決心。因此，未能立即回應申領綜援人士的需要，亦未能於中、長期保證社會的流動性。

要能把香港再次建立為一個仁愛、公義的社會，讓香港能成為名實一致的國際都會，我衷心建議政府做三件事：第一，立即研究和重訂何謂生活「基本需要」，認真研究一個願意憑雙手創造幸福者的合理需要是什麼；第二，賦權予最前線的工作人員，參與評估給予受助人的支援金額，以增加其靈活性；第三，成立扶貧委員會，責成所有局長在各自政策範疇，建立有利於讓貧窮人士投入社會的政策，一方面，減少跌進綜援網的人數，亦同時把網中人盡速釋放出來。

刊載於《明報》，2004年12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