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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公正與道德操守 ——哪一種是核心價值？ - 張楚勇
講求嚴格程序公正的法治精神，是不少
香港人認同的核心價值。但如果 一旦法治和社會道德出現不同要求， 甚至是互相矛盾時，該怎麼辦？
對於審理年輕藝人吳浩康藏毒罪成的練錦鴻法官來說，答案是清楚不過。他在吳浩康案判刑時說：「法庭並非道德審判之地，量刑時重的案件基本要素，旨在下最公平的判決。」
法治精神離不開公平，而獨立公開的審訊、客觀可靠的證據，以及被告可以不受威嚇，都是構成程序公正的要素；同樣的程序要求，既適用於上帝，也適用於魔鬼，否則便有違法治的公平。
任何社會都需要同時 有一定程度 的程序公正，和規範個 人行 為的 道德操守。 但孰輕孰重，
卻反映 這個社 會的核心價值所在。
可能是基於以上的理解，香港不少輿論，對民主黨議員何偉途在東莞涉嫌嫖妓，在未經公開審訊和辯解下被處以「收容教育」拘留6個月，提出了不少質疑，認為不管何偉途是否真的犯了不道德的行為，在缺乏公正的程予下便剝奪其人身自由，是不能接受的做法。
有關輿論也指出，這些行政拘禁除了有違程序公正之外，行使時任意成分大，濫用機會也很高。例如同樣在深圳涉案的本港休班警員只被國內公安處以行政拘留15天，充分顯示有關的制度的不公正和缺乏客觀判罰標準，與香港人擁抱的法治價值背道而馳。
我基本上認同這些輿論的觀點。不過，我相信，在我們這個既擁抱現代，但同時又植根於中國傳統的華人社會中，認為社會道德比程序公正來得重要的人，還是不少的。練錦鴻法官不是說，吳浩康藏毒案在社會上產生重大迴響，有市民更去信要求重判吳浩康以儆效尤嗎？同樣道理，我估計有些人士會真心誠意的相信，假如何偉途真的嫖妓對妻子不忠，幹出了敗壞社會道德的事，不管他現在受到的懲罰是否符合了程序上的公正，反正他是自取其辱，罪有應得。
寫到這裏，我想起了2000年立法會選舉時，被揭發「以權謀私」的前立法會議員程介南，當他承認了在沒有向立法會申報利益的情况下，收受了酬金替客戶以立法會議員身分對有關公共政策作出提問時，他說自己是做了錯事，卻沒有做壞事。他這句話顯然是要表明，自己雖然是犯了規，但卻是好人一個，在道德操守上無愧於心。
我相信任何社會都需要同時有一定程度的程序公正，和規範個人行為的道德操守。但孰輕孰重，卻反映這個社會的核心價值所在。
強調法治的社會，當然不是漠視個人道德的重要。但這類社會會認為，如果社會要通過強制的手段來禁止一些行為，這樣做的目的並非是要對這類行為作出道德判斷，而是要公正地維持社會整體的秩序。為了要公正地這樣做，便得有一嚴格、公開、不容易濫用，以及客觀連貫的程序，以保證公平得到體現。通過這樣一個的公正程序作出的判決，不管結果如何，便會被視為是公道，不管有關結果是否符合社會的道德標準。
法律不是用來維護聖 人，而是要公事公辦。
換句話說，這種社會對於好人犯規和壞人犯規基本上是一視同仁，因為法律不是用來維護聖人，而是要公事公辦。
反過來說，如果一個社會重視道德操守多於程序公正，那麼，這個社會對於制度的規範和程序的嚴謹要求一般會不大重視。大家着重的，是如何判定一個人的德行是怎樣，以及哪一種人格較崇高，哪一種道德精神更具感召力。在這種社會中，公平的待遇並非依靠程序的公正來體現，而是強調上下有別，對待人格高崇的人和對待敗壞風俗的人是毋須一視同仁的，因為聖人犯規，往往是為了崇高的道德理想，但壞人守法，為的可能是自私和自利。
毋庸諱言，中國人千百年來受到道德掛帥、內聖外王的傳統薰陶，對程序的公正是有點看不起的。一方面我們覺得，世間上沒有絕對可靠的程序公正，有錢和懂玩弄法律規則的人，不是往往可以請來最好的律師挑最佳的「法律罅」來逃過法網嗎？而且程序的要求往往繁複瑣碎，加上法治公平又不能移風易俗、改善古道人心，因此我們並非是心悅誠服地來接受這個所謂現代文明的核心價值的。
涉嫌嫖妓的何偉途受到不公平對 待，拿藝人吳浩 康的違 法行 為來「 殺一儆百 」
是不 能接受。
可是，當我們的歷史告訴我們，內聖外王談了幾千年，卻總是見不到多少聖王的出現；講求道德良心，忽視程序公正的保障，卻容易出現任意濫權的情况之後，我們不禁要問，以強制力為最後支持的公權和法律，是應該受到嚴格的和程序上的規範，還是應該讓這些權限輕易地讓被認為是道德聖人的執政/執法者去盡情運用呢？維持公共秩序的目的，是為了要實踐道德理想，還是滿足於維持互相尊重、互不傷害的平和環境呢？
對於視法治為核心價值的香港人來說，我們個別人士或者抱有要成聖成仁的個人道德宏願；但在公共事務上，卻滿足於視程序公正為圭臬。所以，我認為涉嫌嫖妓的何偉途受到不公平對待，拿藝人吳浩康的違法行為來「殺一儆百」是不能接受，在道德操守上可能是好人的程介南理應入獄。這樣的社會不是理想社會。但這樣的價值，卻是教人安心的核心價值。
刊載於《明報》，2004年8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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