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七年五六月間,我在港督府對彭定康說:「董建華在你的行政局堙A看見你一人獨斷,會學到『行政主導』──他理解的、具中國特色的行政主導,即是以他為主,他一切聽中央的。上海人有一種文化,要老闆出聲提要求已是失敗了。在你的行政局堙A他講的你不聽,要你怎樣對中國你不做,他做特首會全部照做……香港內務和管治風格上,他的思想內容和文化形態、世界觀和價值觀,大致處於三四百年前
Mercantilism 和工業革命初期那個歷史階段,再配上東方天朝大一統的自我正義和道德主義,形成 Moralistic
Autocracy,但不是 Hardcore Autocracy,那是不可能的,而是 Jelly-fish Soft
Totalitarianism,主觀唯心,唯意志,大宏願無遠弗屆,大事小事集於一身,要總攬一切資源和獨佔一切權力,認為不如此便是『不負責任』。他對現代社會和公共政治無知無能,甚而不屑,『以不知為知』,開不動行政機器。他有自以為『通天人之變』的『儒商』一套,找到香港問題的『穴位』。香港社會不接受他,他也不稀罕港人接受。他不恥香港人的『無愛國心無靈魂』,要改造港人,改造香港。九七之後是一場可大可小的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Remaking of Hong Kong ,在他和港人在互磨、互耗中,香港可能這樣狺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