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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崛起與香港核心價值
- 莫宜端
自中共十六大首次提出和平崛起戰略以來，不少內地學者均有分析指包括外交和內政不同的含意。對內，即國家內部發展而言，中國要做到和平崛起，不僅要確保北京奧運、上海世博等象徵性活動順利舉行，也包括在經濟、政治制度改革、生活和施政文化在穩定中與國際接軌，以及消弭內在的不穩定因素，包括東西、城鄉、貧富差距等。
清華大學國情研究中心教授胡鞍鋼在《第二次轉型-國家制度建設》一書中談及，繼一九七八年十一屆三中全會後開展的經濟建設時代，是為第一次轉型；但不少人富起來後，嚴重的腐敗、國有資產的流失令人醒覺一味的經濟增長並不確保會有良治，要消弭經濟發展帶來的社會矛盾，必須要第二次轉型-建立與民溝通、與民同向的共識機制、確認新聞輿論監督（當然內地學者對新聞在社會的角色跟香港認知仍有分別）、表達渠道、公民社會的建立等，還有提及民主建設代替單靠做大「經濟餅」來確立認受性。
發揮兩制兼容精神
在內地知識界以致部分從政者開始探究民主制度建設時，香港可否扮演任何角色，令中國與時俱進地和平崛起？答案是肯定的，甚至是應該的。但首先港人以及特區政府，必定要凝聚共識為香港政、經轉型定位。香港作為一個國際經濟現代化的平台，內地企業來港上市、借香港「走出去」，可供有關企業和省市領導借鑒，強化本港金融中心的地位。
香港經濟制度完善的背後，是靠過往累積的核心價值和優勢支撑著，它們包括：人權法治、透明的制度、公平公正的程序、尊重多元、謹守專業、言論和新聞自由等。傳統的威權政治在當今全球化的潮流之中是難以可持續地發展的，香港的政治制度如何改善，變革當中又如何確保上述核心價值有更穩妥的發揮，不受威脅，尤其重要。如此推論，在政治制度建設方面，在中國也宣言要構建透明的管理、民主建設、公平公正的管治時，香港的政制發展若能跟中國的方向一致，但又走前一步，豈不能將一國兩制當中的兼容、求同存異的精神好好發揮？
香港管治未全面失效
統戰部長劉延東在港被問及為何不跟民主派見面時，大方地回答「來日方長，後會有期」。但中央應同樣明白，要防止香港變成獨立或半獨立的政治實體，首先是讓民主派從政者有機會了解大陸的變化。港人要求盡快普選，絕非要跟中央分權，只是要求令特區政府的管治理順，利用選舉的改革做到任人為才，使得經濟、社會、醫療等幾年來出現的政策亂象得以撥亂反正。在這過程中，若能對國家或內地其他省市的制度改革，起到提示作用和成功的示範，應是對中國利多於弊。
有人會問，既然香港的管治被批評成一文不值的爛攤子，還能妄想可以協助中國和平崛起嗎？事實上，筆者認為近年來所謂的特區管治問題，並非已到達全面失效的地步。按曼德（Mann）的「六個政府主要職能」，特區政府在汲取財政資源、依法調控社會經濟活動，和維持治安等三項都基本達標。可是在凝聚社會向心力、社會再分配、維持政府內部團隊士氣等三項，便差強人意。特別是凝聚市民的歸屬感和動員參與公共事務，上年七一後幾無寸進。
重建互信取決中央一念
近來社會在政爭問題上出現兩極，具影響力的「名嘴」相繼封咪，無可否認，社會普遍感到言論自由的空間正在收窄。「堅決維護言論自由」並不能由特區官員單靠嘴巴經營的，而是要具體建立市民 互相信任，與及對反對意見的信任。
最近有關「港獨」的講法，也讓人感到威權政治正在醞釀，在無力感加重而執政者未能適時疏導下，市民再次利用七一和九一二表達對政府的不滿，絕非危言聳聽。中央會否再用高壓手段把「亂象」壓下來，抑或盡早重新建立中央在港人心目中的社會資本，實在於一念之間。在任何的政體中，官民之間的信任是為城市的社會資本，「信任」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而且有愈用愈多的特性，如果不用，反而有枯竭之虞！
刊載於《信報》，2004年6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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