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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誰？ -
黃英琦
龍應台為台灣民主辯護〈為台灣民主辯護---與華人世界對話〉。她說，在亂象背後，台灣人正在尋找真實的自己，正在建立一組共同的核心價值。
看後，心都酸了。那香港人呢？香港應該是什麼？香港人那真實的自己在哪裏
我從來不知道「真實」的自己在何方。四十多年了，我對「身分」依然感到困惑。
英國海外公民•美國綠卡•葡國護照
我在香港出生，少時拿的是英國海外公民護照。這小黑本的封面與一般英國護照無異，但卻只能讓我成為英國二等公民，沒有自由進入英國境的權利。
我在香港成長，可是，我的家人卻常常提醒我，香港，不是長住的地方。
在七十年代中期，美國的親戚積極的為我們一家辦移民手續。在十三歲那年，我發現口袋裏多了一張很多人夢寐以求的「綠卡」。拿着這卡，每年暑假的例行公事，是飛去美國報到。
不要搞錯，那不是遊山玩水。入美國境前後，母親總是心情忐忑：如被移民官發現我們根本沒有在美國居住，「綠卡」被收回，那如何是好？
於是，入美國境成了迂迴的旅程。我們會先飛到溫哥華，再開車到西雅圖，那時的美加邊境很寬鬆，隨便看看證件就放行。母親這幼稚的一招，竟多次奏效，瞞天過海。
讀大學那幾年，是真正住在美國，可以大搖大擺的拿着「綠卡」入境，感覺上身分終於比較「對口」，對這張卡，也有了交代。
八四年，決定回港工作，也順便告訴母親，我要放棄「綠卡」了。每年到美國起碼兩次，太累，又整天提心吊膽，值不值？
苦心的母親再次為我的「身分」擔憂，運用她的母性智慧，想起了自己戰時在澳門出生，於是奔跑港澳之間，一年半載後，拿回「葡籍」身分，好為她的子女申請做葡國人。
一天，我走進美國領事館，自豪的把「綠卡」還給了他們，結束了十多年的美國永久居民身分。
與此同時，我口袋裏多了一本葡萄牙護照。那年葡國剛加入歐盟，我拿着這個新的身分，在歐洲自由穿梭，通行無阻，相當寫意。九○年夏天，我到了里斯本機場，隨着人潮排在「本國人」的隊伍裏。輪到我了，入境官員看我一眼，再看看我的護照，嘰哩咕嚕講了一堆葡文，任憑我想像力無限，也聽不懂他說的是什麼。
我抱歉的用英文說：我的家人來自澳門。講完後，羞愧得臉紅耳熱，好像這本護照根本不屬於我，只是像異形般，不知怎的竄進了我的身體，成為「我」的一部分。
香港中國人
九七回歸。基本法規定，立法會的民選議員不能擁有其他國籍或居留權。我在九八年決定參與立會選舉，匆忙的把所有與「外國」有關的身分都扔掉。
放棄了那些不屬於我的東西，拿回一本香港特區護照，心裏竟覺得很舒泰，很踏實。那感覺是奇特的，好像是有哪個地方終於認同我了，而我也愛這地方，你情我願，理所當然，不是被人莫名奇妙的強加於身上。
是我把身分浪漫化？為身分問題想得太多？是自尋煩惱？身分，只是政治性的劃分而已。若人的心中沒有界限，就沒需要劃清。
對，在一片沒有界線的土地上，身分不是議題，身分甚至不會存在。
可是，現實歸現實。我相信，與我一樣被身分問題糾纏的香港人多的是。究竟我們是誰？少時，常識科教我們認識香港，可是只停留在冷冰冰的政府架構層面，沒有心靈的悸動。身分的認知和探討更是忌諱，學校不願提，我們也想不起要問。
當年的中學中史科，每年念幾個朝代，到了中五，剛巧讀完清朝，孫中山建立中華民國，課程結束了。二十世紀的中國究竟發生了什麼事，學校不教，也不需要考試。
對我們這一代香港人來說，那是很大的一片空白。太多的白，就是無知、愚昧、狂妄，慢慢就變成囂張的井底之蛙。
傳媒也明白，那一片空白無論如何都不能碰。於是，電視就趁勢為我們提供一小時又一時的「無厘頭」節目，讓我們消磨時間，用感官刺激麻醉自己，不用動腦筋多想。中國就在旁邊，我們卻不理解她。
中國香港人
今天，2004年，我會說，我是「中國香港人」。可是，我仍未深入認識中國，那我如何做一個「中國香港人」？
鄧小平曾說，回歸後，香港人的生活方式不會改變。可是，回歸七年，「生活方式」這四字被矮化，只被狹義的解讀為資本主義的風花雪月：馬照跑，舞照跳，經濟繁榮，社會穩定。我們珍惜的「生活方式」還有哪些？
這裏的財團老闆常恐嚇民主派：香港再亂，我們撤資，移民，到時你們不要叫我們回來。這心態確實很普遍。有一天，若香港再也住不下去，有能力的人都已替自己買了雙重、三重保險。
香港只是個過渡的機會平台，不是他們的至愛。
當然，每個人對「身分」的體會有所不同。習慣了逃避的會說，管我是誰，總之我有錢，有自己的房子，可以吃喝玩樂就行。
那你要公義嗎？你要自由、民主、法治嗎？這些是不是香港的核心價值？要捍衛這些，我們願意付出多少？
龍應台說，「建立共同的核心價值是任何民主必經的首要過程」。
每個香港人，或多或少都有身分的困惑。「一國兩制」畢竟是個過渡性的概念，有一天，我們的「身分」又要面對改變。
亦因如此，在下一次的大變之前，我們不願多想，默默接受這「兩頭不到岸」的狀態，甚至自嘲的玩弄身分的曖昧。
若香港永遠是個「在過渡中」的城市，怎樣建立共同核心價值？
這麼說，香港民主必經之路的起點，仍離我們很遠。公民社會，就更遠了。
刊載於《明報》世紀版 ，2004 年 5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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