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社會運動的開始 - 陳和順

七一遊行全面引發董建華政府的管治危機，當前急務是如何重建管治威信。在7月16日財政司司長梁錦松和保安局局長葉劉淑儀相繼辭職之後，特首董建華在7月17日公開向市民道歉。7月19日，特首到北京述職，八位領導人一起挺董，陣容鼎盛前所未見，總理溫家寶更特意在記者面前公開提出「四個依然」。¹7月28日，特首終於與立法會民主派議員會面。7月30日，特首承諾徹底改善施政風格。8月4日，特首宣佈唐英年接任為財政司司長。

管治危機未解，只能踏穩陣腳

一連串的動作，對董建華重建管治威信有用嗎？老實說，這些動作還談不上重建管治威信，最多只能夠穩住陣腳。冰凍三足，非一日之寒。在回歸的六年以來，董建華的管治威信早已拾級而下，並非在七一遊行之後才遽然下跌。所以，要重建管治威信，也非要用上幾年時間不可。此外，管治危機出現的成因是多方面的。據新力量網絡在六月（即七一遊行之前）所進行的調查顯示，在管治的五個方面，包括（1）問責，（2）回應市民，（3）透明度與開放性，（4）公平和可預測性，和（5）市民參與，市民所給予政府的評分全不及格。 ²所以，董建華要重建管治威信，起碼要在以上五個方面作出改善。最終能否成功，目前言之尚早。就算董建華現在真的能夠穩住陣腳，大概在以後的日子裡，最多亦只能是市民有市民的生活，特首有特首的忙碌而矣！我們有理由對董建華政府能夠重建管治威信有信心嗎？

沒有管治威信，施政舉步為艱

董建華在施政上接連失誤，令他的管治威信蕩然無存。但是，董建華缺乏政治威信，也令他的施政舉步維艱。當前的經濟衰退，看來已不是經濟轉型的問題，而更主要是市民對政府的信心問題。在非典型肺炎疫情過後，政府一再鼓勵市民消費。但是，由令人煩厭的領導人作出呼籲，市民會回應嗎？市民心情悒悶，拒絕消費，通縮只會持續。董建華的經濟政策如此飄忽和搖擺，市民會致業買樓嗎？地產市場的需求繼續萎縮，經濟不可能復蘇。遠的不說，就以尋找理想的人選繼任財政司司長而言，董建華沒有管治威信，又怎會有能人賢士願意助他一臂之力呢？結果，繼任人明顯不是最佳人選。行政會議召集人梁振英認為香港過於政治化，令有能者不願出任公職。³這明顯是指鹿為馬。真正令有能者不願出任公職的原因，是沒有人願意為缺乏管治威信，施政舉步為艱的董建華政府服務，以免事事踫壁，徒勞無功。

爭取中產支持，重建管治威信

董建華政府真的要重建管治威信，首先要搞清楚爭取支持的對象。既然七一遊行全面引發董建華政府的管治危機，政府當然應該對症下藥，針導50萬上街遊行的人，重奪他們的心。那麼，7月1日50萬上街遊行的，又是甚麼人呢？不同機構所進行的調查都指出，參加遊行的主要是年青的，教育水平高的中產者。他們並非由傳統的政黨或工會發動，而是自發參加。⁴事實上，在七一遊行的整個動員過程裡，政黨的角色都並不明顯。站在台前的民間人權陣線發言人蔡耀昌，並沒有鮮明的政黨代表的身份。不少人都認為，發起七一遊行的人沒有政黨色彩，是凝聚50萬市民參加遊行的重要因素。如果由傳統的政黨明星，例如李柱銘和劉慧卿發起號召，相信很多人反而會卻步。

如果視七一遊行為一場社會運動的話，這次運動亦迥異於以往的型態，而更像是一場新社會運動。以往的社會運動，都明顯地牽涉利益的抗爭，典型例子是基層市民反對公共事業加價，公屋居民反對房委會加租，和教師反對語文基準試等等。但是，七一遊行的主題是反對落實基本法23條的《國安安全條例草案》的內容。市民所不滿的，明顯是政府損害法治，侵犯自由，而且漠視民意。但是，這些不滿似乎與經濟利益沒有直接的關係，而更多是一種精神上的疏離感，一種在價值觀和認同上的強烈抗拒。號召市民參加遊行的，除了沒有明顯政黨身份的蔡耀昌外，還有天主教教區主教陳日君和大律師梁家傑，而他們就更像是精神領袖了。陳日君主教強調的是公義，而梁家傑大律師強調的則是法治和自由。

七一遊行是新社會運動

我曾跟不少參加過七一遊行的朋友談過他們參與遊行的動機。正如上述有關七一遊行參加者身份的調查所言，他們都是年青的，教育水平高的香港中產者。而他們參與的動機，都是出於對政府在23條立法建議的內容和諮詢的過程之中，似乎要否定他們一直相信的一套理念感到憤怒。同時，他們對香港有強烈的身份認同，對香港應該是一個怎樣的社會，有一種強烈的堅持。例如，他們都對香港回歸以來迅速的中國化感到非常抗拒。但是，他們所抗拒的，其實不是中國政府或中國人的身份認同。事實上，在溫家寶總理6月底訪港時，他們都表現出友善的態度。近年的調查都顯示，市民認同中國政府表現的比率都相當高，甚至認為比特區政府的表現還要好。⁵他們所抗拒的，其實是一套傳統的中國文化價值，例如家長主義，重人治輕法治，架空程序專搞關係，和官商勾結等等。

概括以上有關發起遊行的領袖和參與遊行的市民的身份特徵的分析，七一遊行的確更像是一場圍繞著道德價值和身份認同而展開的新社會運動(new social movement)。在六十年代的西方國家，新社會運動早已圍繞著反越戰、環保、女性主義等價值而展開反戰運動，綠色運動和婦女權益運動。不過，多年來香港的社會運動仍然不脫傳統社會運動的影子，走得最前的是八十年代的壓力團體和九十年代的政黨。從這個角度看，七一遊行的意義就不單在於成功阻止董建華政府通過一條不受歡迎的法案，而在於為香港的社會運動發展史寫下新的一頁，也為未來香港本土政治開拓全新的發展空間。

本土社會的出現

為甚麼新社會運動會在香港發展的這個階段湧現呢？扼要而言，我認為這與香港社會出現世代轉變(generational transformation)有關。多年來，香港一直是一個難民社會，上一代的香港人其實都是逃離中國大陸的難民。他們隻身離開家鄉，來到香港時總是身無分文，生存和「搵食」是他們最大的焦慮。所以，他們雖然勤奮，但是對社會卻漠不關心，對政治尤其不感興趣。他們雖然蝸居香港，卻談不上是「港人」。若被問到是甚麼人，他們準會答是潮州人，上海人，客家人等等。事實上，他們日常講的仍是地方方言，而不是港式廣東話。他們身上的文化，仍是一套傳統中國的鄉土文化。

但是，隨著土生土長的新一代逐漸成為社會主流，他們所關心的，已經不單是生存和「搵食」。他們的母語是港式廣東話，大部份年輕的一代根本不會講家鄉的方言。對他們而言，籍貫是沒有甚麼意義的。另一方面，由於土生土長的緣故，他們對香港有著強烈的身份認同，飲奶茶食蛋撻已經多添了一份精神意義。他們會為香港感到驕傲，也會為香港感到沮喪。所以，他們對於香港應該是一個怎樣的社會懷有期望，也渴望參與社會事務。這種取向一旦成為主流，香港就已經不再是一個難民社會，而是一個真正的本土社會了。

當然，這個過渡需要一個過程，而且這個過程可能相當漫長，中間亦會出現轉折。九十年代由於面對回歸而出現的移民潮，可說是將香港難民社會的集體恐懼推至最高峰。但是，回歸六年以來，移民潮已經停止。留下來的港人，都是自覺選擇要在香港紮根的。土生土長，而又沒有經歷回歸過程中或去或離的困惑的年青一代，就更加理所當然的視香港為他們的家。這些港人在回歸之後，看見董建華在管治上刻意排斥他們，蔑視民意，在經歷政治疏離的同時，就更加深化他們在社會參與方面的強烈願望。在我看來，這就是50萬年青的中產者願意上街，汗流浹背的參加遊行的原因。

經濟牌可以救政治？

如果七一遊行真的是一場新社會運動的話，那麼可以斷言，董建華政府以為可以透過打經濟牌來重建管治威信，是註定要失敗的。市民當然歡迎政府改善經濟，但是如果想以經濟「送大禮」來換取50萬中產者在法治和自由方面讓步，那是不可能的。如果以為他們在經濟復蘇之後，就會忙於「搵錢」，再沒有興趣關心社會，對董建華繼續蔑視他們的意見無動於衷的話，那更是大錯特錯。事實上，如果「以經濟來救政治」是有效的策略的話，政府在七一遊行之前頻頻向市民送免費晚餐，免費咖啡和超值旅遊，應該可以減少上街遊行的人數。政府可能仍未真正瞭解，50萬中產者上街反對政府，是出於精神上的疏離，和在價值與認同上的強烈抗拒。董建華透過打經濟牌，或許可以穩住商界的支持，特別是大財團大企業的支持，但是要再透過大財團大企業，間接穩住存在於各個專業領域，和服務業裡面為數眾多的中小企業的香港中產者，那是根本不可能的，最終只能徒勞而無功。

不應對董再存幻想

政府要做的，其實是老實地跟香港中產者溝通，特別是要能夠用中產者的語言向他們解釋政府的政策。中產者其實好像知書識禮的豪門淑女，討厭油頭粉面的矜夸子弟，反而喜歡一時潦倒，卻有志氣有理想有品味的窮秀才。特首雖不至於油頭粉面，但是「死牛一面頸」的性格，再加「七十一」的工作狂傾向（上午七時上班，晚上十一時下班），怎能獲取香港年青中產者的歡心呢？重要的是溝通和誠意，尊重和踏實。香港當前面對經濟轉型，市民並未將責任完全歸咎特區政府。他們真正感到失望的是，政府明擺著是蔑視市民，卻又油腔滑調，顢頇無能之餘，居然可以死不認錯。⁶要解決當前的管治危機，說來不難，也不一定要花錢，只要放下權力的傲慢就可以了。如果特首真的能夠說服市民，他完全明白市民的要求和自己的缺點，並且有誠意面對市民和面對自己，管治危機將會馬上消失。問題是，董建華真的有認真反省的能力嗎？還是在七一遊行之後失眠了一個晚上，為市民不明白他的苦心和委屈而嗟嘆之後，然後慢慢又回復他超級穩定的思維習慣和施政作風呢？

過去六年的經驗說明一點：我們不應再對董建華存有幻想。

陳和順，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