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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大決定的代價 -
葉健民
人大常委的「四二六」議決,以快刀斬亂麻的方式否決了○七、○八年兩個普遍的可能性,反映出北京有信心去承受因此而要付出的政治代價。
除了國際輿論攻擊與台灣因素外,北京要為釋法付出的代價自然是會助長民主派在九月立法會選舉的勝算,甚或有可能導致立法會的控制權落入民主派手中。但在比例代表制之下,要取得過半數議席,談何容易。即使真的出現了這個「小奇[」,在北京眼中,情況也未致完全失控。
北京「智珠」在握
按《基本法》的規定,立法主動權依然由行政機關操控,沒有特首批准,議員無權提出法案,而分組投票機制,依然是限制立法機關監察權力的殺手寣C不過,根據《基本法》五十二條,假如特首於重要法案或財政預算未能取得立法會支持,可以解散立法會,但假如重選的立法會依然拒絕合作,特首便必須辭職。換言之,由民主派佔過半數議席的立法會,將會享有更大的談判能力,也享有迫使特首下台的憲制權力,假如他們決意與特區政府抬槓,事事對著幹,政府將無法運作,整個特區管治也可能陷入癱瘓狀況。
但北京不一定認為民主派在此佔盡上風。公眾對董建華自然怨聲載道,但是否願意看到政治對抗不斷擴大,又或者忍受日常生活受政府無法運作所影響,是一個大問號。而這種僵局,也勢必引起市場反應,務實的港人會否堅定地支持民主派,北京十分懷疑,筆者也不敢肯定。北京就像與民主派進行一盤牌局,結果有可能是兩敗俱傷,但北京認為假如此役能使民主派唯一的籌碼--民意支持--也賠上的話,反中勢力必然自此一沉不起。當然北京手上還有一張皇牌,就是對《基本法》的解釋和修改權。就是假如「九一二」之後真的出現了最差的情況,北京仍是有辦法進一步閹割立法會的權力。故此,所謂釋法的政治代價,絕對是計算之內,掌握之中。
然而,北京的計算只著眼於與民主派的政治鬥爭,策略交鋒,而完全忽略了對一國兩制的道德權威的破壞。鄧小平的一國兩制概念之所以得到國際社會讚揚以及普羅大眾的接受,是基於貫穿這個理念的包容性:以和平手段去解決中英兩國在香港主權上的糾爭,以原創的制度安排去消弭資本主義制度與社會主義的矛盾,和以高度自治承諾去處理中港社會之間的觀念落差。箇中顯示出來的寬大與克制,不以力壓人,不以大吃小,尊重分歧,和而不同,視為處理糾紛的典範,贏得當時焦慮徬徨、忐忑不安的港人默許。
粉碎香港核心價值
一國兩制對港人的感召,也在於港人的民族情懷。香港人從來本位主義,九七前大多看不起大陸同胞,夜郎自大,但沒有多少會徹頭徹尾否定自己的中國人身份。但對六百多萬長年經歷西方觀念洗禮、有著不同文化經驗的香港人來說,民族認同自然會有一番異於祖國同胞的表達方法。面對回歸,香港多數人沒有額手稱慶,熱淚盈眶,但大多認為能夠堂而皇之正正式式恢復中國人的身份,是理所當然,順理成章的歷史發展。
一國兩制概念當中包涵的制度理性,最教港人心悅誠服。我們一度憧憬,在高度自治的情況下,香港的核心價值在九七後將可得以延續。什麼是香港的核心價值,每人都有不同的「香港夢」,對香港故事也有不同的解說。但我們從小便被教育,這個地方充滿各種可能性,一無所有的漁村也能變成國際大都會,只要你肯努力。白手興家、靠個人努力發[的,是大部分港人的人民英雄。我們相信競爭,公平的競爭,是香港成功的關鍵。然而公平競爭,卻要求各種的元素配合:公平規則,講求程序法治,反對特權,人人有表達自己、推銷觀念的權利和機會,以及敢於挑戰權威和現有秩序的原創精神。
釋法代表著什麼?我們為什麼感到那麼傷痛和憤怒?對港人而言,人大常委的粗暴手法,是北京以大欺小,以力壓人的表現。「愛國論」的開創,動輒以「通番賣國」、「漢奸」、「走狗」帽子亂扣,顯示出港人無法接受的狹隘排外、只此一家的小民族觀。而最令港人痛心的,是我們深信香港核心價值可以共存於一國兩制框架下的幻想破滅。北京試圖以粗暴手法去壓倒民意、去維護政治特權,試圖希望以一言堂君臨天下的姿態去取替公眾討論,徹頭徹尾的粉碎了我們的回歸夢。
對於人大釋法後,北京要面對絕不單是國際社會批評,或者選戰失利。她要付出的政治代價,是嚴重破壞了一國兩制的道德權威,使一國兩制的號召力,只能依靠斤斤計較的經濟實惠,使整個偉大的民放統一構想淪為一種沒有靈魂、換取現買現賣的廉價「愛國主義」的工具。這種破壞,這種沉淪,又豈溫總理苦口婆心、言辭懇切的三言兩語可以扭轉?
葉健民,香港城市大學公共及社會行政學系助理教授
刊載於《信報》新思維網絡 , 2004 年 5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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